cfr 在演讲中，我分析了分税制改革的方案设计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原因。
在朱镕基的治理下，中国经济在产业结构、国有经济赢利模式、制造业格局、地方财政收入模式以及国民财富分配等方面，均发生了戏剧性的重大转变。在这一战略的引领之下，吴敬琏等人提出的整体配套体制改革方案被接纳，中央政府围绕价格、财政和税收三大主题，实施了一系列的重大变革。
这是一个很有历史寓意的场景。这两个问题，直白地说就是：地方把大部分的钱交上去了，但要花的钱却越来越多，中央把大部分的钱收上来了，但怎么花却从不跟地方商量。但是，90年代中期的改革加强了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，触发了地方政府之间的良性竞争，但公共财政的平衡职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，因而城乡差距并没有得到缓解。在朱镕基和他的幕僚们看来，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必须进行重新的合理设置，否则，宏观调控将缺乏坚实基础。·吴晓波：1993年11月14日，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，会议通过了《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》，明确提出整体推进，重点突破的新改革战略，宣布未来的改革将不只在边缘地带进攻，而且要在国有部门打攻坚战。
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在其新作《历代经济变革得失》中评价朱为一位倾力重塑中央权威的经济集权主义者，他的改革呈现着明显的集权化特征，朱镕基改革是王安石变法后，最伟大的和最为深刻的整体配套改革，影响至今，其基本思路在中国依旧未变在一个运作良好的银行系统，中央银行或其他金融管理当局可以调节商业银行持有的储备金，还可以限制商业银行贷款的金额。所以，预测印度经济在2050年赶上中国的问题，实际上是一个中国问题而不是一个印度问题。
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‰左右，印度则仍高达15‰左右。突破人口总量的临界点，个人对社会的净贡献就会递减。分析至此，不管未来的结果是否完全相反，当下中国社会的狂飙状态（贪腐、败德、移民等等），似乎正在表明中国人对未来信心不足。当然，这里讨论的仅仅是一个总量GDP和人均GDP的实证问题，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会牵涉到财产权利、社会效益和平等分配等规范问题，并且也会涉及到这些规范问题如何影响经济发展的程度。
人口拥挤和人口爆炸是突发事件、社会危机、甚至是国际冲突的温床。想想看，印度的国土面积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，人口却马上就要超过中国。
过去40年如此这般，未来的40年，印度又能拿什么超越中国呢？2，人口是个什么问题？上述事实当然不是什么秘密，可还是有一种观点认为：干活的人少了，被扶养的人多了，经济发展速度就会降下来。3，经济发展的原因在人口问题之外，也有别的印度赶超论者，从其他方面去分析印度的优势。中国依靠外资，印度依靠内资。目前中国的人口总和生育率是1.4至1.7，印度是2.6至2.8。
相应地，中国对印度的人均GDP比例，从1970年中国是印度的103%，1980年的120%，1990年的96%，上升到2000年的216%，2010年的310%。不过，印度的腐败也超过了中国。如果中国自己先乱，那么印度随时都可能超过中国。用考虑了通货膨胀及汇率因素的购买力平价计算时，中国现在的经济总量和人均产量还是2倍多于印度。
华人学者黄亚生先生就认为，印度在法治、司法独立、资本市场、企业家精神、市场竞争、产权保护等方面都优于中国（见黄亚生2003年美国《外交政策》杂志上的印度能超过中国吗？及2012年3月9日《财经网》的中国模式不存在，印度或超越中国两文）。只是最近几年，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日趋严重，印度赶超中国的话题又开始升温了。
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起飞几乎是同时发生的。这个观点企图证明，中国人口的日益老龄化，将会使印度获得更大的比较优势。
而印度未来人口结构上的更大好处，面临的将是更大的人口总量压力。要害的地方是，40年来印度人口的增加，不仅没有使印度保持经济规模接近或大于中国，却反而是使印度经济在总量和人均上的落后都持续扩大。也就是说，40年内，中国人口增加了5.2亿，印度的人口却增加了6.7亿。贪污腐败、裸官奸商、坑蒙拐骗、假冒伪劣、浮躁冲动，无一不是在表述着中国人对未来大打折扣。按透明国际公布的过去10年（2002-2011年）的廉洁指数（贪腐印象指数），中国大陆的廉洁指数是3.2至3.6，印度过去10年的廉洁指数是2.7至3.5，印度的廉洁低值和廉洁高值都比中国大陆差。从过去40年的数据看，这个观点当然是根本站不住脚的。
美国、日本战后的高度经济增长，中国今天的经济奇迹，无不和人口的增长和结构息息相关（见薛涌：印度超越中国是迟早的事，《中国经济网》，2010-10-28）。因为，过去的40年里，从人口增加速度比中国更快上，印度也一直在获得人口结构年轻化的好处，可这个好处并没有使印度变得更好，反而使印度相对变得更坏。
简单地说，一国的经济发展取决于该国的相对投入变动、相对优势变动和相对制度变动（见方绍伟：产权国家论下篇，《领导者》2010年10月号）。印度超越中国的前景，可以从依靠私营经济的浙江超越依靠外资经济的江苏的类比中看到。
未来40年印度经济无法超过中国，但是，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真的不会有大问题吗？ 进入专题： 印度 民主 。所谓暗的，就是经济学里讲的负外部性，它是一种无代价、附带性的资源损耗和资源拼抢。
第二，印度如何去平衡市场制度的优势与政府效率的劣势，如何去平衡个人权利与人口公地悲剧的矛盾。印度的国土面积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多一点，可由于相近的大国规模和类似的经济发展速度，印度在经济上赶超中国，便成了近年来在国内外被再三提起的一个话题。印度经济的总体绩效差，正是因为政府的执行力是制度与文化决定的。4，问题在中国以上分析已经表明，如果中印两国的主要方面都大致保持目前的状况，未来40年印度赶超中国是完全不可能的。
由于低生育率、人口老年化和个人权利问题日益突出，中国的人口计划生育是到了适当放松的时候了，但是，印度的人口公地悲剧却仍是一个爆炸性的问题。用考虑了通货膨胀的不变美元计算时，1970年代的中国经济规模小于印度，但到了2010年，中国经济还是3倍多于印度。
未来40年，中国在政府责任和公民权利上的挑战显然是巨大的，但是，我们根本没有理由可以认为，印度能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，靠突发奇迹而在经济上超过中国。结论很简单，那些内心深处不把印度当回事的中国人是有理由的，人口公地悲剧问题不解决，40年内印度赶超中国就是梦话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经济的更快发展还怎么可能？另外，在过去的40年里，印度经济的重心和比例，从有利于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制造业，持续地转向了不利于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服务业，印度的就业问题因此变得更加严重。由于印度有相对更稳定的民主制度，中国的强政府推动经济发展，显然同时就有更高的政治经济危机的风险。
人权通过负外部性而被损害，这就是本书作者提出过的民主公地悲剧的观点。但关键的问题是，如果印度的上述优势，能够如黄亚生所说的那样使印度实现赶超，那么，在过去的20年里，这种赶超效应为什么偏偏没有发生呢？在黄亚生2003年文章之后的近10年里，这种赶超效应为什么也没有发生呢？而且，为什么实际的结果偏偏是印度的落后还在持续扩大呢？黄亚生还认为，中国是自上而下型发展，印度是自下而上型发展。结论很简单，中美经济总量比较时，中国的人口不是、也不会是什么负担。还有一些人认为，权威之乱和民主之乱都不会出现，中国经济也许会有危机，但中国的发展势头不会有大问题。
实际上，人口问题还是考验制度能力的大事，因为过激的计划生育会损害人权，不计划生育也会损害人权。话甚至可以这么说，印度赶超中国与印度无关，而与中国自己的平衡能力有关，与中国能否避免自己的潜在危机有关，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是否会陷入动乱有关。
按照印度联合健康部的说法，2045年印度人口稳定在14.5亿的目标已经无望，现在只能争取在2060年将人口稳定在16.5亿左右。除非暴增的人口得到控制，否则的话，教育、医疗、食品、住宅、干净饮用水、保健卫生及清洁环境都无从谈起（见印媒称2045年印度人口难稳定，《环球网》，2011-01-12）。
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下属的人口司发布的《世界人口展望——2010年修订版》称，如果印度的生育率保持在目前的水平（中国的生育率已经下降得很厉害），到本世纪末，印度人口将可能达到中国人口的两倍，世界人口也将突破100亿。很清楚，同样在改革开放，中国的经济总量和人均产量增长都大大优于印度。
